□華西都市報評論員蔣璟璟
  把“災難”當成借題發揮的素材,用來論證些未必可靠的結論。這種種做派,已然背離了我們面對“悲劇”時,至少所應懷有的敬畏、審慎與同理心。無論如何,公共論辯的成敗計較,永遠不應超越於對底線倫理規則的捍衛。
  此前有媒體報道,位於西安的西北大學現代學院組織學生在平安夜集體觀看中華傳統文化宣傳片,要求學生不盲目崇洋媚外,封校禁過聖誕。上海踩踏事故發生後,西北大學現代學院在其官網首頁刊文《上海節日踩踏慘劇不幸證明我院對節日管理無比正確》。文中稱,慘劇正是在看似正常的時尚的節日狂歡中發生。“青年人已對洋節形成了毫無理性的迷戀。死神已經在許多城市徘徊了多年,終於在2015的上海元旦夜找到了顯身的機會。”(1月5日中新社)
  “聖誕風波”尚未散盡,一篇措辭詭異的網文,又將西北大學現代學院,推回到輿論的風口浪尖。在該文中,外灘踩踏事故,竟被校方當成“自我正名”的絕佳力證。如此這般,冰冷幾乎到“幸災樂禍”的話語方式,註定難逃各方責難……把“災難”當成借題發揮的素材,用來論證些未必可靠的結論。這種種做派,已然背離了我們面對“悲劇”時,至少所應懷有的敬畏、審慎與同理心。無論如何,公共論辯的成敗計較,永遠不應超越於對底線倫理規則的捍衛。
  那場圍繞聖誕封校的爭吵,顯然還鬱結在當事人心底。於是,西北大學現代學院,借“外灘踩踏慘劇”為據,意圖向眾多“異議者”反戈一擊。可誰都知道,所謂“節日踩踏慘劇,證明我院節日管理無比正確”一說,天然存在著嚴重的邏輯謬誤:一方面,其涉嫌偷換概念。故意將侵犯權利、限制自由的粗暴行徑,與針對群體集會的正常管理等而視之;另一方面,則是訴諸於“軼事證據”。也即用個人經驗或者單獨事例,來取代邏輯論述或者有力證據。
  所以,從邏輯角度看,現代學院的反辯,簡直不值一駁。真正值得關註的,反倒是此一舉動本身。可以想見的是,當初圍繞“聖誕封校”的輿論聲討,並未讓該院管理者真正信服。不願理虧的他們,似乎一直在尋找機會、伺機反擊?於是乎,縱使是踩踏慘劇,也當然可以被用作“爭吵”之用。凡此種種,無疑說明當事人毫無“敗者服從”的價值操守。其寧願舉例失當、蹩腳狡辯,也不願認同對方、修正自我,從而平息一場本就是非立斷的爭辯。
  對於“吵架獲勝”的執念,儼然成了西北學院院方的心結。久而久之,越陷越深、越發無所顧忌,乃至最終無所不用其極。而至於其後果,也已經一目瞭然。就此,一場由文化議題引發的討論,遺憾演變成了倫理範疇的討伐。在情感轉移效應的作用下,公眾更是在不經意間,把源於踩踏事故的悲憤情緒,轉嫁到了對西北學院決策者的抨擊之中。
  當我們失去了動機的純粹、內心的同情以及話語的剋制,我們便失去了從容談論災難的資格。外灘踩踏事故,不能證明某某學院管理方法正確。這原本是再明顯不過的因果論,卻因為一些狹隘的算計,而被人為地擾亂和誤導。有賴於公眾發聲,一切是非對錯,才又一次得以釐清並獲得重申。  (原標題:守住倫理底線,才有資格為悲劇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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